导语：贝莱德依赖的“政商协同+长期价值投资”模式，与中国市场特性存在本质冲突。

2025年春，一宗重磅交易在全球商界掀起波澜。

3月4日深夜，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公告称，已与贝莱德（BlackRock）牵头的美国财团达成初步协议，以228亿美元出售旗下43个港口资产。

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通过此次收购，将跻身全球三大港口运营商之列，掌控全球10.4%的集装箱吞吐量。

在此次收购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作为全球航运的“咽喉要道”，这两座港口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将此次收购视为“美国掌控全球航运命脉的关键布局”。

此前，一系列围绕港口的“活动”早已秘密展开。

据知情人士透露，贝莱德首席执行官芬克与特朗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等人通了电话，最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此外，芬克也受邀于3月17日前往白宫，在那里受到了共和党高层的热情接待。

特朗普召集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以及副总统万斯等人在白宫举行闭门会谈，讨论包括港口交易在内的诸多问题，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还计划于本月在自己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招待芬克。

芬克与民主党关系同样密切。2012年公开支持奥巴马竞选总统，2016年为克林顿的竞选活动捐款，2020年参加拜登的筹款活动，贝莱德的一些高管还在拜登政府任职。

正如前财长保尔森对他的评价：“芬克具备商业、政治等方面的罕见智慧。”凭借这份智慧，不仅使芬克在华盛顿政坛上游刃有余，更在多次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在中国，此交易引发的连锁反应，对贝莱德的未来影响，却在未定之天。

政商经济学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甚至没怎么听说过贝莱德，但雷曼兄弟倒闭后的几年里，它几乎无处不在！”长期报道华尔街新闻的德国记者布赫特曾在2015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如此评价道。

贝莱德成立于1988年，最初只是黑石（BlackStone）集团旗下的一家私募股权公司，随后逐步拓展至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领域。

1990年底，其管理资产规模仅为165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时，这一数字已增长至1.3万亿美元。

雷曼兄弟的破产意外推动了贝莱德的崛起。

由于贝莱德在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领域拥有专业团队，美联储开始频繁寻求其协助。

据《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贝尔斯登等投行破产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委托贝莱德管理这些机构遗留下来的数十亿美元不良资产。而贝莱德在协助政府定价并处置资产的同时，也帮助私人客户收购同类资产，这一双重角色引发争议。

在2010年4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代表纳税人审查银行救助计划的总检察长巴罗夫斯基宣布，他将彻查贝莱德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但这项调查很快就悄无声息了。一年后，巴罗夫斯基也辞去了他的总检察长职务。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再次向贝莱德求助，由其子公司为大规模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和投资级公司债券的购买提供咨询。

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承接美联储不良资产处置委托，到2020年疫情期间主导企业债券购买计划，贝莱德与美国政府的合作早已超越单纯的市场交易范畴，形成深度的政策协同与利益联盟，两者之间甚至还存在着典型的政商“旋转门”现象。

美国特洛伊大学曼努埃尔·约翰逊政治经济中心执行主任门登霍尔曾指出，贝莱德通过政商 “旋转门”机制影响美国政策走向——部分前雇员离开公司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例如，贝莱德前高管范诺斯特兰离职后进入美国财政部担任要职。

在门登霍尔看来，这类人员流动必然催生“政策倾斜效应”——当旋转门背后站着万亿资本巨鳄时，决策天平很难保持绝对中立。

各国政府前要员卸任后加入贝莱德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例如，瑞士央行前行长希尔德布兰德担任贝莱德副主席，美联储前副主席费舍尔、英国前财政大臣奥斯本在卸任后成为贝莱德的高级顾问。

东方棋局

同样，贝莱德与中国市场的重要金融网络也有着密切的往来。

2009年4月中旬访华期间，芬克曾与多家中国机构客户会面，旨在推介美国不良资产及抗通胀类投资产品。虽然芬克未公开具体客户名单，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中投公司就在那份访客名单上。

2015年8月下旬，正值中国股市经历剧烈震荡之际，中国政府邀请芬克来华，与相关官员就市场形势展开会谈，期间芬克分享了针对中国股市的经验与建议。

2018年2月底，中美贸易战期间，中方首次赴美磋商时，会见的五位美国企业界高管中，芬克是唯一受邀的资产管理行业代表。

为了更好地拓展中国业务，贝莱德在遴选中国区负责人时，也颇为“讲究”。

2013年初，贝莱德委任王学明为贝莱德中国地区主席。

在加盟贝莱德前，王学明是高盛集团的顾问董事。在高盛任职期间，她主要负责大中华地区的业务，曾促成多项配合中国内地在9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经济改革、结构重整的重大私有化及并购计划。此外，她还为高盛早先赢得中国电信和中石油上市业务发挥了核心作用。

多年间，王学明为高盛建立并维系深远的客户关系，角色举足轻重，而她的主要人际网络更是推动与促成高盛高华联营公司在中国内地取得在岸业务牌照的关键。

在王学明执掌贝莱德中国区业务期间，公司的发展相对低调，市场上也鲜少见到关于她的相关报道。正因如此，许多国内投资者甚至未曾听说过贝莱德的名字。

彼时，芬克在北京金融街一场会议上的发言，也印证了这一点。“贝莱德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也许你们中某些人会觉得诧异，因为我们不是最知名的公司。”芬克表示。

但这似乎并不影响贝莱德中国业务版图的扩张。

2015年，贝莱德旗下的贝莱德海外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获批QDLP试点机构，由此开启境内人民币资金投向海外市场的通道。

2017年，贝莱德先后获批RQFII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前者打通离岸人民币投资境内市场的渠道，后者意味着可以像本土私募一样募集境内人民币开展资管业务。

不过，贝莱德的中国野心并不止于此。

水土不服？

2019年4月，贝莱德中国区迎来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任命汤晓东担任中国区负责人，全面负责贝莱德在华长期业务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汤晓东拥有复合型职业背景，既具备美国留学与工作经历，又拥有中国证监会任职经验，还曾担任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高管。

这样一份履历，恰恰契合贝莱德的“旋转门”机制——通过吸纳兼具监管、市场与国际经验的人才，强化其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与资源整合能力。

这一人事决策，很快便显现出成效。

2020年4月1日，国内正式放开金融机构外资持股限制，贝莱德当日即提交公募基金设立申请，同年8月获批公募牌照，成为国内首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汤晓东也成为了贝莱德基金的首任董事长。

为更好展业，贝莱德基金邀请此前担任泰康资产副总经理的张弛加盟。

作为公募行业的一员老将，张弛历任华安基金高级产品经理、战略策划部总监助理、副总监，后来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先后担任产品总监、市场与产品总监、公司首席市场总监，并在2008年升任光大保德信副总经理，而后于2015 年11月离职，转战泰康资产。

正是这样一份横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战略规划及机构管理的复合型履历，使其成为贝莱德拓展中国公募市场所需的理想人选。

2021年9月7日，贝莱德基金首只产品——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正式成立。

作为张弛履新贝莱德基金总经理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贝莱德中国新视野面市之初便获得了66.8亿元的认购，这在当时清冷的发行市场中无疑是一抹亮色，但发行时点却选在了上证指数近年来的高位处。

此后A股市场持续走弱，产品净值也是一路震荡下行。时至今日，累计跌幅已超过40%。

在贝莱德巨大光环的笼罩下，贝莱德基金在中国市场的“首秀”，显然是令人失望的。关于“水土不服”的说法，也一直萦绕着贝莱德基金。但若深入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说法难免流于表面。

首先，从人员背景来看，贝莱德中国新视野历任掌舵者均为本土基金经理且拥有丰富的国内资管行业从业经历。

这意味着“水土不服”的根源并非来自人的因素，而是需要从机构与市场风格匹配的特性中寻找答案。

事实上，贝莱德的全球投资逻辑与其在A股遭遇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美国，该机构擅长通过政商资源联动切入核心资产领域，借政策红利实现收益；在全球市场，其惯用策略是直接入股行业龙头，以相对稳健的长期持有模式分享经济增长红利。这种“政商协同+核心资产配置”的路径，在成熟市场往往能发挥规模效应。

然而，A股市场的生态却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国内投资者结构以个人为主，短期回报诉求强烈，导致依赖长期价值沉淀的投资策略难以落地；另一方面，A股市场博弈属性突出，资金流向、政策解读与情绪驱动的关联性更强，与贝莱德过往依赖的“长期价值+政商资源”模式形成逻辑冲突。

这种市场本质的差异，才是导致其业绩承压的关键症结——并非“不服水土”，而是其成熟的全球投资框架，在以短期博弈为特征的A股赛道中，难以找到适配的落地场景。

高层大换血

持续的业绩压力与本土化困境，也使得未能带领贝莱德在中国市场打出一片天地的创始团队成员相继离开。

2023年8月19日，汤晓东因“个人原因”离开贝莱德，时任总经理的张弛代为履职。

2024年1月20日，贝莱德中国新视野首任基金经理之一的唐华离职，由神玉飞接棒，与单秀丽继续共同管理该产品。

同年2月，贝莱德基金迎来新任董事长范华。范华到任后，张弛不再代任董事长，并在22天后卸任总经理一职，时任督察长的陈剑代为履职，并在此后转正。但在业内看来，这是贝莱德基金总经理青黄不接的缓冲之计。

正如业内所预料的那样，今年3月15日，贝莱德基金公告高管变动，郁蓓华出任公司总经理。原总经理陈剑因个人意愿，将淡出公司日常运营，转任公司高级顾问一职。

至此，贝莱德基金高层完成大换血，董事长范华与总经理郁蓓华搭档，重整公司各项业务。

公开资料显示，范华在加入贝莱德之前拥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历。她曾在中投公司工作超过10年，历任多资产组主管、固定收益和绝对回报投资主管以及资产配置和战略研究主管等重要职务。

此后，她转战招商理财，担任首席权益投资官一职，并从2019年开始领导招商理财上海办公室，负责公司的投资和研究工作，专注于多资产、股票和另类投资。更早之前，她还曾担任高盛集团风险建模组的全球负责人。

与范华经历不同，郁蓓华职业生涯始于银行。1994年7月，她进入招商银行工作，从基层银行职员做起后逐步晋升，先后担任招商银行宝山支行副行长，上海分行会计部总经理、计财部总经理，以及上海分行副行长、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等重要职务。

2012年7月，郁蓓华离开招商银行，加入浦银安盛基金，担任董事、总经理等职务，直到2024年7月离任。在任期间，浦银安盛基金资产规模从26.05亿元增长至3579.56亿元。

正当市场认为，郁蓓华会在浦银安盛基金干至退休之时，坊间却传来她即将离任的消息，而此事与浦发银行董事长张为忠有关。

去年2月，张为忠就任浦发银行董事长后，启动了涉及总行、分行及子公司的人事调整。时任浦银安盛基金总经理的郁蓓华也在调整之列——浦发银行计划将她调任总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

此次调岗的信用卡中心不仅偏离郁蓓华深耕的资管领域，且被视为银行体系内的边缘部门。距退休仅剩两年的她难以接受，果断提交辞呈。

离开浦银安盛基金后不久，郁蓓华便加盟了贝莱德基金，出任总经理一职。

她的加入恰逢贝莱德基金在中国展业四年内第三次更换总经理的关键时期，公司正迫切需要一位深谙本土市场的掌舵者来突破发展瓶颈。

值得注意的是，郁蓓华深厚的招商银行背景与贝莱德基金董事长范华的职业经历形成“招商系”协同效应，这一人事安排被业界普遍视为贝莱德破解“水土不服”难题的战略性举措，而贝莱德在国际市场上更为擅长的“政商协同”，在中国市场领域至今未展现出应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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