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公布，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

　　《意见》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我国该如何理解全面绿色转型？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需要解决好哪些问题？当前我国碳市场机制是否能激励企业通过技改等方式实现减排降碳？围绕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进行了专访。

　　贺克斌是环境工程专家，主要从事大气污染防治研究，在大气颗粒物与复合污染识别、复杂源排放特征与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方面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贺克斌院士主持建立了中国多尺度排放清单在线技术平台，在动态排放清单技术领域成为国际引领的研究团队，为我国空气质量管理在精细溯源和定量评估方面技术水平的提升作出重要贡献。

　　贺克斌还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担任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担任全球排放研究计划（GEIA）中国工作委员会主席，全球能源评估研究计划（GEA）环境组组长，国际清洁交通技术委员会（ICCT）委员等。

　　NBD：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对外公布，我们该如何理解全面绿色转型？

　　贺克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绿色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发展正逐步摆脱传统高污染、高能耗模式，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具体来看，首先，我国通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淘汰了落后产能，优化了产业结构。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得到有效控制。“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退出钢铁落后产能超过1.5亿吨，原煤占一次能源生产的比重近十年从75.4%下降到66.6%。同时，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也显著上升，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逐年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其次，我国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绿色转型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是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6.5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3.8%，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极大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二是2024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到35.2%，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汽车行业实力整体跃升。

　　此外，“新三样”成为我国新的出口增长点，2023年全年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29.9%。

　　全面绿色转型，指的是将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的推进绿色转型。

　　NBD：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抓手在哪里？

　　贺克斌：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我们应该深刻意识到，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其实质就是要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形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通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NBD：《意见》指出，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5%左右。实现这个目标有没有难度？15万亿元的规模是什么概念？

　　贺克斌：《意见》中提出的“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指的是产值规模目标。

　　据工信部数据，2022年时，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就超过8万亿元，年增速10%以上。《“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中国绿色环保产业产值达到11万亿元。

　　我认为，要实现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达到15万亿元左右的规模目标，这意味着未来“十五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增速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增速预期保持在6%~8%。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策的持续引导和支持，并以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底层“引擎”，融合生物、材料、信息科技打造节能环保新业态，为节能环保产业注入强劲动力。能源消费方面，2023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已达17.9%，与2013年相比，10年累计提升7.7个百分点。

　　如果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25%，意味着7年内还要提升7.1个百分点，差不多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左右，提升速度比之前更快，对我国能源系统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NBD：您认为现有的碳市场机制，包括碳价，是否足以激励企业通过技改等方式实现减排降碳？

　　贺克斌：碳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首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碳减排责任直接落实到企业，使企业成为减碳的主体，实现对碳市场覆盖企业碳排放总量的有效控制。

　　其次，碳排放配额交易为企业履行减碳责任提供了灵活性，帮助企业实现低成本减碳。

　　再次，碳市场形成的碳价可以促进气候投融资工具创新，为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投融资提供基础支撑。

　　NBD：目前，我国的碳价到底高不高？伴随碳市场扩容和碳排放基准值下调，未来碳价上涨的空间有多大？

　　贺克斌：结合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展并比较国外主要碳市场、试点碳市场运行情况，总体而言，我国碳价处于合理区间，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气候政策力度下的边际减排成本。过去三年，全国碳市场的碳价由50元/吨左右上涨至目前的超90元/吨，一度超过100元/吨。

　　驱动碳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碳市场的基准线不断收紧，配额供给减少，使得更多控排企业出现配额缺口。其次，《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于5月开始实施，明确了配额清缴履约的法律责任，重点排放单位为了确保低成本完成履约，提前购买配额，增加了配额需求。第三，今年初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创造了巨大的绿色市场机遇，引发了CCER（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价格上升，也成为带动配额价格上涨的催化剂。市场供需调节作用下，碳价稳步上涨。碳价上涨是我国碳市场配额稀缺性的体现，也是因为此，碳价信号才能够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减排激励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有效的碳价水平应当是我国达成气候目标的边际碳减排成本的体现。因此，分析我国目前的碳价水平是否合理，应当考虑其是否能够反映出我国达成气候目标的边际碳减排成本。我国碳价水平基本符合碳市场设计之初的预期水平，且与大多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测算的我国在接近碳达峰阶段的边际减排成本基本吻合，说明我国目前碳价处于合理区间。

　　我国碳市场碳价与欧盟和美国加州碳市场相比较低。但是，中国当下的碳价反映的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和减排目标下的减排成本，与欧美国家的减排成本有差异是合理的。相对较低的碳价反映出来的是我国相对欧美国家还具有较大的碳减排空间，减排成本还相对较低。

　　未来随着实施越来越严格的减排目标和碳市场基准线收紧，碳减排的边际成本呈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虽然碳价在短期内可能随着市场情况会有所波动，但总体来看，碳价会继续上涨并随着行业覆盖范围的扩大在更多部门发挥作用，为资金、技术创新能力汇聚到绿色低碳发展领域提供有效价格指引，推动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根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测算，随着全国碳市场基准线的收紧和行业覆盖范围的扩大，2030年碳价可以达到180元/吨以上。

　　NBD：我们了解到，从碳市场前两个履约周期来看，部分电力企业对碳配额存在惜售的心态，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较小控排企业的履约难度。您认为该如何有效转变企业的惜售心态？

　　贺克斌：建议一是引入碳排放配额有偿分配制度（配额拍卖）。引入拍卖稳定机制能够发挥调节市场供给、稳定碳价水平、提升市场活力、畅通企业履约渠道等作用。二是科学制定配额有效期和结转政策，给予企业更明确的市场预期，根据市场供需平衡情况建立灵活的配额存储规定，同时建立配额供应灵活机制并将其触发条件与企业配额存储总量相挂钩。

　　NBD：近日，CCER第二批方法学公布，分别是煤矿瓦斯回收利用与公路隧道照明节能两大领域。第二批方法学为什么会聚焦上述两大领域？

　　贺克斌：首先是方法学领域扩充的需求。由于CCER重启不再认可原有方法学，因此第一批方法学选取了方法学成熟度高、社会关注度高的造林和新能源，以配合CCER市场重启，实现市场重启后有方法学可用。

　　第二批在前期社会需求调研的基础上，面向当前减排工作重点，进行方法学领域的扩充，以不断丰富CCER市场。目前来看，能效提升仍然是最重要的减排途径，甲烷减排则是最近两年国内外的减排热点。因此，综合已征集方法学草稿质量和相关专家建议，选择了上述两个方法学。

　　其次是考虑方法学与当前核算监测能力的匹配。为确保自愿减排项目的高质量，主管部门特别重视减排项目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经过前期研究，认为这两个方法学所属行业基础相对较好，当前的监测核算能力能够支撑两个方法学的应用。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